《淮南子》学史传承之功臣：东汉学者高诱

　　在淮南子学史上，淮南汉学东汉学者高诱占有极重要的学史地位，其所撰《淮南注》与许慎《淮南子注》并称为汉代《淮南子》研究留存至今的传承臣东两大代表性著作，对后人理解《淮南子》一书的功者高文义思想及道家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是淮南汉学汉代淮南子学的一座里程碑。

　　高诱是学史汉末涿郡人（今河北涿州），“约生在公元159年，传承臣东卒于公元226年左右”（李秀华：《〈淮南子〉许高二注研究》，功者高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），淮南汉学是学史东汉大儒卢植的弟子，深受其师训诂之学影响。传承臣东尽管高诱《淮南子注》的功者高全书并未能流传下来，但今传本《淮南子》中仍有十三篇幸存高氏的淮南汉学古注及《叙》（何宁称之为“《叙目》”，何宁：《淮南子集释》，学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），传承臣东十分珍贵。高诱在《叙》里，较为简略地记述了淮南王刘长、刘安父子的身世命运，淮南学派的基本构成情况，并对《淮南子》一书的思想大要给予了精当准确的评议，是古今学者中最早对《淮南子》的理论实质、体系及特征展开研讨者，学术意义至为深远。

　　高诱对淮南王刘长、刘安父子生平经历的记述，同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基本一致，乃是以二者所载为依据而简略言之，但对淮南学派的论述更为详细。高诱明确提及淮南王刘安时期的淮南国，“天下方术之士，多往归焉”，其中“苏飞、李尚、左吴、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晋昌等八人，及诸儒大山、小山之徒”为核心成员，也是日后协助刘安完成《淮南子》撰著的骨干力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高诱在《叙》里并未将“八人”称作“八公”，把“苏飞、李尚、左吴、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晋昌等”视为道行修养高深之“八公”，恐是后世附会之说（唐代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曾言：“《淮南要略》云：安养士数千，高才者八人，苏非、李尚、左吴、陈由、伍被、毛周、雷被、晋昌，号曰‘八公’也”。今本《要略》不见以上文字，且司马贞所提“苏非”“陈由”“毛周”三人姓名与高诱所述略异，八人排位次序亦不同）。此八人内的“雷被、伍被、左吴”，若就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相关史事记载来看，均为尚武好辩、名利系怀之士，殊乏澹泊隐逸的修道之风，实难与德高服人之“公”名相符。因此，所谓“淮南八公”者，当是后世神仙化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宾客中真正道学为本、道行高深者的历史产物。

　　高诱《叙》对淮南王刘安的出众才学非常肯定，赞其“为文辨达，善属文”，认为刘安颇具文采而善于论理，是著述之隽才。高诱特别提到汉文帝刘恒对侄子刘安的才华“甚重之”，曾“诏使为《离骚赋》”，而后者则能“自旦受诏，日早食已”，在较短时间内便撰写完成，表现出深厚的楚辞功底和迅捷文才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　　正是基于自身的才干和淮南宾客们的鼎力支持，淮南王刘安方能在“共讲论道德，总统仁义”的学术文化氛围里，组织撰写出鸿篇巨著《淮南子》。高诱对此书的理论立场、宗旨、内容、特点及影响进行了精要论述。他认为，在理论立场上，《淮南子》坚持“讲论道德”，“其旨近《老子》”，崇尚“淡泊无为，蹈虚守静”，体现出显著的道家之风；在理论宗旨上，则自然是“大较归之于道”，故其书原初名为《鸿烈》，乃缘于“大明道之言也”的撰著旨趣，也因此高诱甚而认为“学者不论《淮南》，则不知大道之深也”；在理论内容上，高诱指出《淮南子》极为广博丰富，义蕴精深，认为“言其大也，则焘天载地；说其细也，则沦于无垠，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，世间诡异瑰奇之事。其义也著，其文也富，物事之类，无所不载”，高氏是最早以“博大”而论《淮南子》思想内容者；在理论特点上，高诱准确揭示出了《淮南子》整体上具有以道为本、兼重道儒的基本取向，认为其是淮南学派“讲论道德，总统仁义”的思想产物，显现了“出入经道”的理论色彩；在理论影响上，高诱《叙》有言：“先贤通儒述作之士，莫不援采以验经传”，对汉代学者重视与使用《淮南子》一书从事儒家典籍训诂阐释研究的事实有所反映，为后世学人了解汉代淮南子学的流变情况提供了可贵的线索。这种对《淮南子》多维度的分析，为后人理解这部典籍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价值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此外，关于《淮南子》书名的演变，高诱着重提及同西汉学者刘向密不可分，“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，名之《淮南》”，指出《淮南子》从原初所名《鸿烈》改变为《淮南》，是刘向整理先秦以来传统典籍的结果。高诱还谈到淮南学派除撰著有《淮南》外，另有《淮南外篇》十九篇，但具体内容为何，却没有论述。

　　在《叙》的最后，高诱自述了从学来由、训释《淮南子》的经历和治学理念。其云：“自诱之少，从故侍中、同县卢君受其句读，诵其大义。会遭兵灾，天下棋峙，亡失书传，废不寻修，二十余载。建安十年，辟司空掾，除东郡濮阳令，睹时人少为《淮南》者，惧遂凌迟，于是于朝餔事毕之间，乃深思先师之训，参以经传道家之言，比方其事，为之注解，悉载本文，并举音读。典农郎将弁揖借八卷刺之，会揖身丧，遂亡不得。至十七年，迁监河东，复更补足。”从中可知，高诱的训诂之学确有师承，根柢坚实，造诣颇深，这为他后来训释《淮南子》全书准备了前提条件。汉魏之际，天下大乱，混战不止，学术文化备受摧残，传统典籍散佚严重，高诱因赏识《淮南子》一书“其义也著，其文也富”，故“睹时人少为《淮南》者，惧遂凌迟”，至为可惜，方不辞辛劳，不畏曲折，在公事之余，勤于解诂，为保存这部绝代奇书、旷世道典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高诱训释《淮南子》秉持了其师卢植的治学理念与风格，善于“比方其事，为之注解，悉载本文，并举音读”，并“参以经传道家之言”，对《淮南子》的字音、词义、思想及文化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诠解，这种训诂方式有助于后人准确理解古籍中的字词含义和思想精髓，为后人准确理解和把握《淮南子》的微言大义裨益良多，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古注，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
　　综括而论，高诱《淮南子注》之《叙》，文简而意隽，是古今淮南子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，是汉代学者研究《淮南子》的代表性成果之一。经由此《叙》，后世学者不仅能深入了解汉代学者对《淮南子》思想内容的认知与评价，而且亦会由衷感佩高诱为《淮南子》这部汉代道家巨著能流传后世所付出的心血努力。确如张舜徽先生所说：“汉末郑玄之注经，高诱之注子，皆大有功于典籍者”（张舜徽：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）。就《淮南子注》及《叙》而言，高诱实为《淮南子》思想之知音、传承之功臣！